袁世凯为什么要试行君主立宪？

（中国房地产观察随笔）

民初试点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是善人、好人、大人和大圣人，并非孙文蒋介石革命党徒所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想当皇帝”、“迷信”和“为了儿子继位”等等。革命党与革命人民“以小人之心杜君子之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者，属‘燕雀安知鸿鹏之志’！

袁世凯试点君主立宪，六大理由如下：

首先，追求和平，反对革命和预防战乱。袁世凯的洪宪称帝是一亿多中华儿女的冤魂在尸山血海里发出的对孙中山蒋介石暴力革命罪恶的血泪控诉的预兆，是预防和反制孙蒋暴力革命党“举兵夺权当总统”的战争灾难的必然产物和最有效的武器。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地认识到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党必定是一个尸山血海党，是洪水猛兽恶党，其革命必定引发兵祸战乱和民不聊生，其革命必定走向专制独裁，其革命成功必定是尸山血海般的生灵涂碳。民国的立宪之权，操于国民党之手；而国民党的所谓立宪，并非真立宪，而是要借立宪的手法，达到革命的目的，而且孙文及其革命党坚持要用专制独裁的暴力手段去统一中国。对孙文的暴力革命及战争防患于未然，是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君主立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的君主立宪是被孙中山革命党的频繁暴乱给逼出来的。

北伐战争及后来无数次的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以及革命党搞的无数次的伤天害理的政治运动（土改/斗地主、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反精神污染等），就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坚持暴力革命统一中国和“武力夺权”的无数个子程序的组成部分，结果造成的一亿多中国人的生命损失和超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财产损失（请参阅笔者《为什么要赞颂袁世凯》一文中的“坏人坏事表”），正好验正了民初“拥袁称帝”事业的必要性、必然性、重要性、英明、正确、光荣与伟大。

孙文的革命党徒与革命人民对此悔之晚矣，却从不敢提及，剩下的能做只有尽力歪曲历史事实。

第二，科学理论。中国最应先实行君主立宪制，过渡一下之后再搞民主立宪的共和制，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理论。中国数千年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独裁制，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意识与知识不多，根本就没有民主立宪共和的政治能力。有识之士看到辛亥革命使中国由原来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很容易产生问题；如果能保存帝王君位，慢慢地把国家引向立宪政治，有条有理地有步骤地推行起来，中国就会很容易象日本那样通过宪政改革将一个传统的封建专制独裁国家也在20~30年间迅速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就能从一个“唯我独赢，唯我独裁，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专制型的社会结构转变成为一个“共和、共赢、多元”的和谐的民主型的社会结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梁启超的理论、主张与诉求。

梁启超终生追求的/最想要的就是君主立宪，而且还可以是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梁启超一生有陷入“六大自我矛盾”的困境，之所以煽动蔡谔起兵反对袁的君主立宪，完全是由于其个人恩怨与情绪，因为袁世凯等人在晚清没有采纳他的君主立宪建议而使梁感情用事，走向与自己的终生理想君主立宪为敌，自己否定自己。

第三，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情。民初之中国国情的特别决定了中国国体的定位、方向与路线，只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大同小异。从晚清明初的国情来看，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为适宜，因为中国要想保存独立，一定要实行立宪政治，而从国民的历史、习惯与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朝野政党心态、与日英美等列强的关系等角度看，实行君主立宪更容易成功；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则是困难重重，很容易翻车而导致社会动乱。例如，杨度认为是“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康有为则经常对共和大加指责：“今自共和以来，举国骚乱，民不聊生，农工商贾失业，群盗满山，暴民满野，各城邑变乱频仍，各省割据日争，……”

康有为与杨度反复阐述民主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并痛斥煽动破坏袁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为“枭獍”和“梁贼启超”。其实，康杨袁三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梁启超因多年流浪早已由一个毫无私心的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堕落成为一个迷恋权力的损人不利己的暴力革命派，与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党眉来眼去很多年了。

第四，今不如昔和弊端百出的民国现实。民国的社会大倒退，“今不如昔”怨声载道。民初的民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民生，各方面均远不如清朝，特别是孙中山暴力革命党所搞的二次革命战争更是造成国家虚弱、民众贫苦、内忧外患，受害的老百姓抱怨今不如昔，民国远不如清朝。筹安会“六君子”里有不少曾是为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冲锋陷阵的干将（例如，孙梳筠、李變和、胡瑛），如今也摇身一变与康有为一样成为拥袁称帝派。全国上下要求君主立宪并拥袁称帝，可能就是“六君子”和全国人们对共和政体极其失望，穷则思变的结果。民国搞得很糟，民国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袁世凯造成的，而是因为民国初年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但还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皇帝倒了，民主共和可以在一夜之内建立，但是，“宪制制度”则需要一个过程。

第五，袁世凯的北洋军头。这帮军阀混战的主角早就成为革命党的穷追猛打的靶子，笔者在此不多说了

第六，巩固国基和振兴国势的需要。这是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责任所在，袁对自己的责任看得非常清楚，也非常重视，有一种“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神色使命感与压力。革命党对此并不否认。

在英国/日本君主立宪环境里幸福成长的香港人/台湾人一直对袁世凯是心怀有敬意的。港台朋友认为因推行“君主立宪”而蒙受百年之冤的袁世凯是一个积有阴德的家伙，袁总统第一是善人，第二是圣人，第三是好人，第四不是伟人，第五是大人，第六是死后一定会转世变成李嘉诚的人。如果民初的君主立宪搞成功，袁世凯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