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真想当皇帝吗(二) ？
-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异同
(中国房地产观察随笔)
袁世凯与康有为有很多的异同，俩人的异同正好说明袁世凯根本就不想当皇帝！
一、相同之处
对于晚清民初之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变革是走“和平”之路还是走“暴力”之路，在这个争论上，袁世凯与康有为有是完全相同的，俩人与国民党的“议会宪政迷”宋教仁一样都是“立宪派”， 属于可以握手合作的同一阵营，主张和平变革与改良主义；而孙中山则是“暴力革命派”，主张“战争”、“举兵夺权”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与“立宪”之争。在此，袁世凯与康有为俩人完全一致，是最坚定不移的反革命分子！
二、不同之处
“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帝退位，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共和建立，国国会制度建立，国民议会选举总统制度建立，多党制度建立，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也被袁世凯创立了，“私有产权”制也确立了。中国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昌盛的时期，中国经济是出现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袁世凯与康有为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的国家上却出现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袁世凯主张“民主共和”，而康有为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也就是“君主立宪”，要袁世凯去操作以“虚君”的身份建立“虚君共和”的宪政国体。
这一次，袁世凯与康有为俩者是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在台上，康有为在台下。台下的康有为大唱“君主立宪”，根本就不会被人指责为“搞复辟”和“想当皇帝”，属于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之类。站在台上的袁世凯如果鼓吹“君主立宪”，就很容易被人怀疑和指责为是在“搞复辟”和“想当皇帝”，等于是把自己往“火炉”里烤。如果康有为是在台上，他就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吹“君主立宪”，或许还会象袁世凯一样地反对。
三、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
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揪国论》等文章。核心思想是：
第一、康有为认为，革命必定会造成兵祸战乱，一是生计衰败，举国绝生，“人民生路尽失”；二是盗贼增多；三是杀戮流离之惨，尸山血海，死当无数量。外国势力必会乘虚而入，导致中国亡国。北伐战争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海战争，正好验证此观点。
第二，康有为反复强调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主要原因是中国二千年以来都是一个“农民造反”的“君主专制”的社会，或者是一个“举兵夺权当总统”的社会，农民脑袋里缺少在国民议会里通过选举竞争权力的文化与习惯。
第三、康有为反复建议袁世凯去以“虚君共和”替代“民主共和”。 康有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反对在中国实行政党与议会，并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虚位”的“君主立宪”。 康有为的“虚位”“君主立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性的手段，目的是过渡到“民主共和”，以避免“农民造反”的兵祸战乱，以避免“举兵夺权当总统”所导致的‘尸山血海，死当无数量’的内战。
四、袁世凯由反对“君主立宪”转变到对《救亡论》及其“君主立宪”的支持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论，由于违背了民主共和的精神，而为袁世凯所反对。从自私的立场出发，袁世凯是极端地反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论，认为康有为是在用“君主立宪”把他往“火坑”里推，往“火炉”里烤；因为要搞“君主立宪”，就必须有人宪政称帝，而此人就非袁世凯莫属了，很微妙！
康有为文笔相当了得，很能说服人，特别是他的《救亡论》。看过《救亡论》的人，无不信服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性、急迫性、可行性与可操做性。康有为的《救亡论》包括十大部分：（1）革命已成有五难中国忧亡说；（2）革命后中国民生惨状说；（3）革命由动于感情而无通识说；（4）谈革命多由于无通识；（6）新世界只争国为公而种族君民主皆为旧义不足计说；（7）君与国不相关不足为轻重存亡论；（8）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9）立宪
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徒的暴力革命给社会造成的极大的混乱与灾难，使作为总统的袁世凯心折骨惊。历史上的汉朝的黄巾、唐朝的黄巢、太平天国之洪秀全暴乱以及张献忠对四川老百姓的杀戮，所造成的尸山血海与暴骨如莽，使出身于世代忠良的“宪政专家”袁世凯不得不动心于康有为对真理的追求，不得不重新考虑康有为为国请命和为民请命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绅士精神。
五、以康有为/杨度为首的中国人对日本和英国“君主宪政”的极度羡慕是时代潮流
小小的日本岛国，强迫中国签定了二十一条，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极度怀疑袁世凯所搞的“民主共和”政体，而对日本和英国“君主宪政”的感到羡慕，因为日本与中国历史上都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竟然使小日本变得如此强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实行了“君主宪政”而非袁世凯所搞的不能行动于中国的“民主共和”的宪政政体。
小国日本打败了大国俄国的铁证如山的事实，实在是太刺激了民初的中国人。绝对多数的中国人（除梁启超与孙中山）不仅在思想上认为日本的“君主宪政”远远好于袁世凯所搞的“民主共和”的宪政政体，而且在行动上还纷纷飘洋渡海到日本去求学，包括蒋介石与周恩来等。于是，要求袁世凯试行“君主宪政”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六、“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宪政专家袁世凯试点“虚位”“君主宪政”
杨度的“君主救国”思想主要来源于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也是在附和民意基础之上的产物。在此，袁世凯与康有为、杨度与是不谋而合的，既是时代潮流的推动，也是民意压力所致。
袁世凯后来所搞的“八十三”天“君主宪政”，就是康有为与杨度俩人思想的具体试验，是宪政专家袁世凯对真理的痴心追求，是袁世凯先生以总统身份为国请命和为民请命之壮举，是“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绅士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为时代潮流所推动和顺应潮流发展的结果。
（待续）
参考资料：
（1）张永东《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明镜出版社
（2）陶菊隐《袁世凯真相》，线装书局
: 车房
